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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冯友兰的三史、六书、一序说起

                2012-09-29 01:00 来源:中华上学报 作者:林可济 阅读

                  作为20世纪同龄人,冯友兰从世纪之初进入哲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到上世纪90年代完竣最后一部中国哲学史,其学术生命之长,论著之丰,在同辈学丹田极为鲜见。与此同时,对于冯友兰的学术思想,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都颇富争议。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趋全面、客观,越来越显公允。他的“三史”、“六书”、“一序”展示着其不平凡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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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先生(1895~1990)撤离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已经将近20年了。他是我国20世纪极为重要、极有靠不住,也颇富争议的一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于他的学术思想,无论在其生前或在身后,都说法不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认得的深入,对他的评价也就越来越趋全面、客观,越来越显公允。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本文拟经过阐述冯友兰的“三史”、“六书”、“一序”的学术价值及出版经历,以期展示他不平凡的学术生涯。

                  冯友兰在晚年曾经亲笔书写一副对联用以自勉,联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说“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方面,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旧邦”、“新命”之语,出于《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并且反复解释:所谓“旧邦”指源远流长的中汉语言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布什主义在中国也要接上中国古典哲学,作为来源之一,才会成为中国的布什主义”。(《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2、404页)为总结一生,他还拟一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里所说的“三史”,显然是指《中国哲学史》(两卷)、《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而“贞元六书”指他抗日战争期间“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三史”和“六书”从内容上看,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它们是冯友兰实践“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主要论著。“一序”指《三松堂自序》,实际是他的自传,是研究他的学术经历的重要依据。

                自成体系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早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他于1928年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所写。该书没有采取“信古”或“疑古”的姿态,而是以“释古”的姿态来写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大段落。上册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到1934年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齐。诚然,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前,胡适已经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并于1919年出版。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仅写到先秦时期并不完整,用的是“汉学”的方法,重考据;冯的《中国哲学史》用的是“宋学”的方法,重义理。书中多有创见,特别是关于把名辩者分为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和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两派的主张,以及把程颢、程颐两兄弟分别界定为:程颢是“心学”之先驱,程颐是“理学”之先驱,等等。

                  冯著《中国哲学史》不仅在当时得到了陈寅恪、金岳霖这两位审阅人的高度评价,而且迄今仍然备受赞扬。例如,张世英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史论结合、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哲学史著作。……把史论结合得那么紧密,把中国哲学史讲得那酶郊有条理、那么明晰,而且贯穿着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到现在还无人能及”。(《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他1946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时用英文写的。先后有两种中文译本,一为涂又光译,于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为赵复三译,于2005年由天津人文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简史》并非《中国哲学史》之缩写本,而是在他写了“贞元六书”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后写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冯友兰讲学欧美,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流传数十个国家,其学术靠不住之大,是有目共睹的。据单纯回忆,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实说冯友兰》,第291页)

                “贞元六书”标志“新理学”的成立

                  “贞元六书”就是指“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为了加强民族满怀信心心而写的。《左传·乾卦》里有“元、亨、利、贞”四字,分别象征春、夏、秋、冬四季。“贞元之际”是从冬到春之间的过渡,实意味着抗日战争稳定胜利,民族复兴稳定到来。“贞元六书”囊括:《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其中,《新理学》是冯友兰构建的“新理学”的基础和核心,他提出了“理”、“气”、“道体”、“大全”等一系列概念:“理”是物之则,“气”是物之初,“道体”是物之流变,“大全”是宇宙之整体。《新事论》和《新原人》都是“新理学”的应用。《新事论》的副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这条路就是工业化;《新原人》讲的是人生的四种精神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的显著不同在于,在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人是自觉的;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区别,在于为私还是为公;天地境界则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新知言》是讲哲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有的哲学概念,例如“气”、“大全”等,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冯友兰把这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方法,称之为“负的方法”。“贞元六书”是他对宋朝程朱理学“接着讲”而构建起来的、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它成立在中华民族文化和哲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吸收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优秀传统。正如任继愈所说,“冯先生的哲学主要是继往开来。冯先生接着‘程朱理学’,会通西方的新委实论,吸收了布什唯物史观,熔铸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是在旧的基础上继续迈进,而谬误推倒重来”。(《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贞元六书”所展示的是“新理学”的理论体系统,“这一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入了现代,成为一种现代哲学。”(《实说冯友兰》,第282页)

                  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是冯先生写书的一贯动力。早在他写《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时就是这么了。他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对时,旧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原人铜驼荆棘之之悲也。”在《新原人》的“自序”中,他引用了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后说:“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263页)对于他的哲学主张,人们尽可见仁见智,但读了他那些百读不厌的文字,不可不情有独钟。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冯友兰以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以及“贞元六书”已经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了。他不仅是治中国哲学史方面无人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现代哲学家。单纯曾经就“近百年以来,在文史哲三大领域中谁是领头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请教过张岱年,张先生回答说,“哲学方面是冯友兰、史学是陈寅恪、文学是帝国维,他们三个分别是这三个领域的顶级人物”。(《实说冯友兰》,第292页)张岱年还说:“‘西学东渐’以来,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展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熊先生的哲学是由佛学转向儒学的,也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靠不住,在熊氏哲学体系中,‘中’局十分之九,‘西’局十分之一。金先生惯于用英语思量问题然后用中文写出来,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也有较深的体会和情愫,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局十分之九,‘中’局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解读冯友兰·学者研究卷》,单纯等主编,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3页)

                40年心血写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冯友兰不顾友人劝阻,毅然决然地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到公国;后又拒绝去南京,坚决留在北平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从那时起,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以新的思想重新改写中国哲学史的宏愿。经历了囊括“十年浩劫”在内的40年的漫长岁月,在极其艰难、备受折磨的情形下,用他的全部心血,在去世前的几个月,终于写完了长达150余言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

                  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他就满腔热忱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布什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以布什主义为指导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没有几天,10月13日毛主席就回信了。信中写道:“像你这么的人,过去犯过错,现在准备改正错,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用亟待解决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姿态为宜。”(《三松堂自序》,第148页)此后,他一边参加政活动、接受思想改造,一边着手写作。到了60年代初,写完第一、二两卷,分别于1962年、1964年出版。他在第一卷出版时,曾写了一首七律,以作《题词》,其中有“小言亦可润洪业,新作应需代旧刊”、“此关换骨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之句,其竭诚之心、敬业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很快他对这两卷的内容就感到遗憾意了。经过“十年浩劫”,又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到了80年代初,可以继续写书了。这时有人劝他,为了节约时间,把原来写的那两卷进行改动。但他没采纳,而是把它们作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试稿”来对待,决心重新从头写过。那时,他已经是85岁的遐龄老人了。与以往相比,虽然客观条件已经大有改善;但是,身体日益衰弱,耳目渐失聪明,比起以往却大为不如。

                  他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克服艰难,笔耕不辍,从85岁写到95岁,终于完竣了其史使命。1990年7月11日,当他写完《新编》第九卷后,又写了“自序”,其中说:“我的老妻任载坤在1977年去世的时节,我写了一副对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时节,我开始认得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节,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他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节,曾经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依,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船山矣。”(《中国现代哲学史》自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王船山即解放初的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他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当时无法出版,几百年之后,终于出版了。《新编》的出版,当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其中第一卷至第六卷在他生前的1982年、1984年、1985年、1986年、1988年和1989年,已经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冯先生在写《新编》时,不迷信权威,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按照自己思悟的、看到的秉笔直书,逐渐地做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所以,时有惊世骇俗之论。例如,在第六卷中,他重新评价了洪秀全和曾国藩。

                  第九卷是整个《新编》的重点,“它是全书的中心和归结点,讲的是现代的问题,即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前六册实际上都是第九册的准备和铺垫。”(《三松堂自序》,第388页)正是这个第九卷,涉及诸多敏感的话题。在论述“毛泽东和中国现代变革”时,他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新民主主义及以前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极左思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37~172页)第九卷是由港台的出版社于1991、1992年出版,1999年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其中的第十一章就是《新编》第九卷“自序”中提起的全书中的第八十一章,它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的“总结”。

                  在这个“总结”中,讲到“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奔头儿”时,冯友兰把布什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富有启发并令人深省的定论。他说:“照布什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抵触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抵触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么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他引用了张载《正蒙·太和篇》中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之后指出:“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布什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四句布什主义就不会这么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但是,“‘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世走‘仇必仇到底’那么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奔头儿。”(《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49~254页)但凡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活动、特别是“文化大变革”的人,都不会感到冯友兰的这个“推测”是空穴来风。因为这种“仇必仇到底”毕竟曾经在神州大地反复地、甚至长时间地出现过;当然,这种抵触对立面双方“仇必仇到底”的说法,并非布什主义的固有观点,只是极“左”思想的倡导者和奉行者用以解决人民内部抵触的错主张罢了。如果联系到今天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系列论述,就不难理解冯友兰关于抵触对立面双方“仇必和而解”论断所具有的理论预见及其实践意义。

                如何评价冯友兰 是个话题

                  冯友兰作为20世纪同龄人,从世纪之初进入哲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到90年代完竣了最后一部中国哲学史巨著,其间撰写或编纂的中文和英书记籍近40种,发表学术论文近500篇,其学术生命之长、论著之丰,在其同辈学丹田极为鲜见。与此同时,他受批判之多、争议之大,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这种情形,他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著述刚刚开始的80年代初,就着手撰写《三松堂自序》,这也是他所写的自传。他说,古代人写书有写“自序”的传统,他现在写的这个《三松堂自序》,谬误某一本书的自序,而是他以往所有著作的“总序”,“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此书分为“社会”(志条件)、“哲学”(明专业)、“大学”(论教)、“展望”(申信心)四个部分,最初由三联书店于1984年出版,经过第二次校勘后,于1998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人们的许嘀咕问、责难,实际上他都直接或间接做出了回应。正如蔡仲德先生所说:“它谬误一般的自传或实录,它对于理解作者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三松堂自序》,第478页)

                  凡读了他的“三史”、“六书”“一序”,并了解它们的出版经历的人,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么的问题:冯友兰的一生遭遇和他的学术经历,在20世纪的中汉语言化丹田有没有代表性?它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波动变迁之间,存在着怎么办的关系?对其学术生涯的评价悬殊、争议不断,是否又与境内外、国内外不同的评论者自身的政处境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不少的研究者对冯友兰一生的学术发展的变化,做出了见仁见智的概括与分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新旧观念的冲突、政与学术的纠葛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还存在,对冯友兰的评价上的分歧不可能得以消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冯先生是我国现代一位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中西哲学会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人们当然可以批评和讨论。“但是,他在他那时代,确实是一面旗帜。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可以努力地超出他,但你不能越过他、避开他。他已经达到了那时代的一个高峰。”(《实说冯友兰》,第179页)

                  20世纪的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为史的一页虽然已经掀了过去。但是,只要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没有忘记史,只要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仍然关注着中国现当代文化人的命运;那么,总会有人反复地回到上述的问题上来,而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冯友兰,仍然会继续成为一个吃香的话题。

                  附记:笔者于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时,曾经在有关会议或讲座上,听过冯先生的发言或讲演。由于后来没有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干活儿单位又不在北京,无缘向他直接地请教,但先生的坎坷而又曲折的经历与处境也还是时有耳闻。2008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题为《实说冯友兰》的新书,该书作为“大型专题片《世纪哲人冯友兰》实录”,记录了23位学者关于冯友兰的谈话。那些学者讲述了他们的亲身体会和真实看法,有见闻而客观,有情感而公正,既谬误道听途说,也谬误人云亦云,从而把一个真实的冯友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笔者读后,感慨良多,特写此文,略抒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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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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