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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兵:陈寅恪的西学

                2017-11-01 08:43 来源: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 作者:桑兵 阅读

                   陈寅恪向来被誉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其西学的水准似乎不成问题。另一边,陈寅恪治学主要在中汉语言史及东方学领域,不大论及所谓西学,而且极少称引西说,似乎又不在后代眼中的近代输入新知者之列。近年有学人提出陈的西学未必好,只是并无论证,亦未树立准则,似有故标高的之嫌。不过,陈寅恪很少专门谈论或称引西学,一般指为学贯中西,大概也是泛泛而论,并无确切标准和真凭实据。同样被誉为学贯中西的近代中国学人当中,西学程度更加可议者不在少数,有的则所谓西学程度略好,中学却很成问题。此事牵扯到对待域外思想学问尤其是西学的姿态,为近代以来国人普遍遭遇的一大难点。有鉴于此,陈寅恪的西学究竟如何,有必要专门提出来讨论,而且应该设法加以论证。

                   一  学问难以贯通中西

                   所谓“西学”,如同西方一样,本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指向。中国史上的西方,最早联系的大概是西王母所在的昆仑,然后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最后才是泰西即欧美。所谓大小西洋,便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方位断定。即使指泰西,也不过是中国人的看法,在被指为西方的人自己看来,并不存在统一实有的西方。所以有欧洲学人认为,西方只存在于东方人的观念世界。正如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在吾等东方人看来很少共同性一样。虽然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和文化形态学者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在面向东方或非西方之际,心目中也有一个统一的西方。

                   与此相应,所谓西学的内涵外延,其实相当模糊。西人之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欧洲各国,大陆与英伦三岛已不一致,大陆内部也是千差万别。如科学一词的意涵,英国与德国即很不相同。各自的联系与区别,不知渊源流变的外人很难理解把。当年杨成志留学法国,对于社会学、人类学不同分支之间的激烈争辩便感到莫名所以,觉得似无必要。实则诸如此类的派分科别,渊源于史文化等实事的联系,不能说毫无人为意气的成分,毕竟蕴含了相当深奥的学理考究。日本明治时整体上的西化具体而言也有德、法、英不同流派之争,成功或成为主导的一方非但未必深刻,而且往往驯化,以易于风行。

                   国人接受的西学体系,基本都经过日本和美国的再条理,两国都是发达国家的后进,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兼收并蓄,也同样面临渊源各异、脉络不同的境地,因而其分科系统,均不得不抹去难以理解的缠绕纠结,整齐划一。清楚条理的后果,看似分明易懂,便于掌握,实则难免流于混淆肤浅,而况再有与中国不相凿枘的情形,必须调适改造。这么的理路,长时期游学多国著名高等学府的陈寅恪领悟较深,因此他极少称引国人真是时趋的西学。批评者大概以为西学是内涵外延明确的客观委实,所以提出对西学掌握的高下之分。如果西学其实只存在于东方人的心目之中,好坏优劣的标准就变得模糊而难以捉摸。以今日的时势,西学作为方便动词固无不可,甚至是非用不可,认真计较起来,却是越理越乱的。

                   既然西学并不委实或是内涵外延含糊不清,学贯中西便是绝无可能之事。或谓近代名家辈出,原因在于那当代人古今中外纵横兼通。此说为后代的看法,而且多少出于自愧不如的敬仰,并非当日的实事。按照章太炎等人的看法,历代名家,通人最难得,达到如此化境者不过数人而已。中国人一生研治本国学问,尚且不能说通,试问有一西人能通汗漫无边的西学否?近代学人承袭清代学术梳理历代学问的余荫(当然也不免受其偏蔽的阴暗面靠不住),兼受西洋学术新风的熏染,有名于时者固然不少,但也并非如今人所以为的,大师成群结队,个个学贯中西。能够沟通古今,且不受分科的局限,已经难能可贵,要想兼通中外,只能相对而言。

                   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帝国维、陈垣等人的西学,多由读译书或东学转手而来,钱穆的西学更被讥讽为看《东方杂志》得来的杂志之学。所之后来章太炎、帝国维、刘师培等人绝口不谈西学,梁启超和钱穆则继续谈而自曝其短。西学稍好的严复和辜鸿铭,中学功底太差,后来虽然恶补,难以登堂入室。而且其西学也只是较当时一般国人的理解有所深入而已,间隔通还相去甚远。胡适的输入新知在学衡派看来粗浅谬误,其中学在章太炎眼中则是游谈无根。这么指陈并非有意贬低前贤,只是附识兼通中外实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除了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少数自负的“支那学”者,以了解中国的水准远在国人了解外国之上的东西各国人士而言,试问有谁敢自诩贯通中学?何况中国一统,西洋分立,难易相去何止道里计。

                   钱穆在遭受占据主流者的白眼之后,仍不得不讲西学,在个人而言固然未能免俗,就整个社校风尚而论,则表明时势变迁,体用关系本末倒置,称引西学已成证明自我价值不得不然的时髦,像章太炎、刘师培、帝国维那么不再侈谈格义之西学,已经不大可能。1929年傅斯年声称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1],抗战期间胡适遗憾于《思想与时代》杂志的姿态,特意指出编辑人员当中“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2]。其实除此二人外,该刊的重要成员如冯友兰、贺麟、张荫麟等,均曾留学欧美,所学与胡适相近,水准甚至还在胡适之上。在渐居主流者挟洋自重的取向之下,不留学大有不能“预流”之势,可见中西学乾坤颠倒至于此极,则未曾留学者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与时流有别,陈寅恪在民国学丹田,是为数极少的敢于不言必称西学之人。他几乎从不以西学为著述主题,而且很少标榜西学理论、概念和方法。这一边固然由于近代中国以游学时间之长、所到外国学府之多、所学言语门类之广而论,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因而无人能够质疑其西学水准,也就不用证明自己的西学水准。换成他人,即使像章太炎、刘师培、帝国维等过来人的幡然醒悟,也难免被视为守旧落伍。另一边,一旦产生诸如此类的误会,陈寅恪便会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以显示其对于西学的认得远在一般国人甚至专门学人之上。

                   1932年,陈寅恪因为出本兹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汉语言试题的对对子等事,引发不小的风波,招致各方非议,甚至被斥为“国学之蠹”[3]。本来陈寅恪极不愿为此类事情牵扯精力,卷入是非,留学期间就因“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示意回到国中将“不论政,不谈学,盖明眼人一切皆已自悉,不须我之述说。若半通不通,而又矜心作气者,不足与言,不能与辩,徒自增烦恼耳”[4]。尽管不想出事上身,可是对于衅寻滋事来的麻烦,却绝不回避,更是毫不客气。

                   陈寅恪回国后不愿与人谈学,主要是因为国内所谓新学通人大都半通不通,与自己所见正相反对。而那些搀杂中西学两面半桶水的新锐,虽然不过一知半解,却往往自以为是,好自炫其新说。在陈寅恪看来,清季民国时期,借西学变中国,囊括学术文化的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大半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格义之学。至于世界学术的前趋,则大都茫然无知。谈元和新样,反而会被人以过时的陈言相非难,以致唤起流俗的讥笑。[5]正如清华汉语言考试出对对子为考题事件,议论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6]其批评新学的双锋直指两面:一是过时,二是附会。

                   近代好鼓吹过时的西学者,典型之一便是梁启超。清季以来,梁启超由东学转手引进西学,靠不住巨大,可是所及大都已是陈言(当然部分也变为常识)。陈寅恪游学期间,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惨烈,学术风尚大幅度变动,科学主义最少从万能的神坛跌落,战前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情绪一落千丈,有的甚至转而信仰东方主义。受此靠不住,梁启超的思想也出现转向。

                   不过,陈寅恪所谓过时,显然并非这么表面的趋时标准所能衡量。在学衡单向学人眼中,即使以输入新知为己任的胡适,所讲西学也是表浅泛泛之谈。相比于白璧德(lrving Babbitt)的新媳妇儿文主义,追求教施训的杜威的思想学术显得表浅。所以吴宓等人认为引进西学,应从希腊罗马时代,最少要从文艺复兴时期讲起,才能知所本源。虽然陈寅恪主张学术应当预流,可是所预绝非趋时也容易过时的时流。民国时期,留学一改清季风气,由地近费省的东游转而过境。而有切身体验的陈寅恪,深知欧洲学问的博大精深远非美东可比,曾经示意对哈佛的记忆只有中国餐馆的龙虾,言下之意该校的学问并不足道。甚至指派送留美官费生与袁世凯北洋练兵一样,为祸害中国最大的二事之一。[7]

                   尽管留美学生逐渐占了数量人脉的优势,求学问者去欧洲,求学位者去美国,当时已是有口皆碑。留美身家的佼佼者胡适,即不断被人质疑是否具有学问的根底。1926年胡适访学欧洲时,有几位英、德学者曾当面讥嘲美国,尤其不赞成美国的哲学,其实并未读过美国的哲学著作。胡适由此而生的感想是:“我感谢我的好运气,第一不曾进过教会学校。第二我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如果谬误这两件好运气,我的思想决不能有现在这么彻底。”[8]之所以能够彻底,很大程度是因为简单。以新旧论是非,是胡适对付不少国人的利器。可是这么的辩词对于留学有成者未必有效。

                   国人学习西学,往往对其变动不居且动静较大的边缘部分较为敏感,易生共鸣,而对于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则难以把。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出国前也一度向往趋新的西学,到欧洲尤其是英国留学后,从剑桥、牛津与伦敦大学的比较中领悟到,讲学问与求致用不同,专求致用,学术不能发展,专讲学问,思想才能彻底。而这时北大的风气仍是议论而非讲学,“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长此以往,很难成为顶级大学。[9]胡适与傅斯年都言及思想彻底的话题,而看法截然相反,两人对于什么是思想彻底以及彻底的思想靠不住社会的哪些层面,大异其趣。胡适所谓彻底,用傅斯年的标准,恐怕刚好是浅薄的展现。

                   趋时者的西学不仅容易过时,而且因为缺乏深度,大都格义附会,似是而非。诚然,陈寅恪具体所指并非一般好讲西学者,而是胡适之流的新派。在胡适用来“通”旧籍的《马氏文通》,在陈寅恪的眼中就不通之至!1932年,陈寅恪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汉语言科出题唤起争议事致函系主任刘文典,申辩附识之余,即对《马氏文通》痛加批驳,指为“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他说:

                   从事比较言语之学,必具一史观念,而具有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再不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于印欧系之言语中,将其规则之属世界言语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某种言语之特色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步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符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10]

                   这段话的矛头看似指向马建忠,板子却打在胡适等人的身上,对于后世的国语文法以及用西文文法解中国旧籍,无异于化解。只是胡适的办法简便易行,迄今仍被无知者真是治学的康庄大道。

                   或许有意避免流俗,陈寅恪极少称引西学。他认为中国自戊戌之后五十年来的政似有退化之嫌,“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虽然他自称“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11],可是在吴宓看来,陈寅恪对待中西文化的姿态一以贯之。1961年,与陈寅恪分别多年的吴宓老友重逢,在日记中记道:历经世事变幻,“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信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汉语言化本位论)”[12]。所谓中汉语言化本位,具体而言,即陈寅恪1927年《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指出:“吾中汉语言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13]。

                   陈寅恪重视三纲五常伦理,源于他对民族文化史的深刻认得。他认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靠不住,最深最巨者,委实制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14]后来又有所申论: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可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展现之用;其所依托以展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而财经制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财经之制,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路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15]

                   这么的说法,很容易被理解为陈寅恪的夫子自道,而引发文化遗民的质疑。实则纲纪缘于社会伦理关系,并非一家一姓之兴亡。此为理解把中国社会史的重要关节。不过,陈寅恪坚持以中汉语言化为本位,其“中体西用”文化观的经典表述,仍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所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边吸收输入外路学说,一边不忘本来民族地位。[16]这与晚清名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精神虽无二致,内涵却有所分别。

                   陈寅恪之所以很少称引西学,更重要的还是他对中西古今学术的基本断定以及相关的理智情感的复杂纠结。早在留美期间,他就曾对吴宓详细阐述中西学术的优劣短长: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原人,素擅长政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测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仪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运营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仪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仪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17]

                   据此,依照常理,陈寅恪理应鼎立倡议输入引进西学,或是大量称引西学,而实情似相反对。究其原因,除了不与时趋同流,以及以中汉语言化为本位外,还在于他所看重的西学,与流俗有别。留学期间,对于盛行一时的学说,如布什和弗洛伊德的著作,陈寅恪曾特意学习过,以为食色性也,中国古已有之,言下之意,不足为奇。后来陈寅恪还明确示意不能以布什为研究史的指导。此说令有意回护之人也感到难以辩解。实则陈寅恪未必轻视布什的学说,而是认为研究中国史文化,不能附会套用欧洲新说,应该立足本国,用西学的本源大道于无形(详见四节)。即使谋求救国,也不能仅仅致用于一时,而要从学术文化的根顺着手。这么的根本,又并非钱穆所批评的清季以来的死硬派史学,从现实宣传的角度,企图根本解决所有问题,往往偏于一端。[18]近代以来的挟洋自重者,于西学不过各取所需,若能全面关照把,或许不至于信口开河以自欺欺人。

                   二  中国的东方学首席

                   陈寅恪既然很少言说和称引西学,即使作为方便动词,要想断定其西学的高下,也未免难于着手。对此,首先还是要着落于陈寅恪的同行业,即文史之学方面。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立中研院史言语研究所时,针对当时汉学研究的中心在巴黎和京都,中国的史言语之学久已落于人后的现状,提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标语。所谓科学的东方学,看似以研究中国为主,其实不然。傅斯年不赞成国学的概念,以为扩充材料和工具,势必弄到不国不故,主张搜集材料不局限于中国的范畴,而要关注“汉广”,所以强调以“东方学”代替“国学”,“并谬误动词的争执,委实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科学的东方学并谬误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西学的有点儿。无论研究的范畴重心还是方法取径,都是西洋学人的拿手好戏。“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那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谬误虏学,治这学者岂谬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域正借重虏学呢!”[19]

                   西人之东方学等于虏学的意思,稍早之前胡适也曾说过。1927年,胡适从欧洲回国,因国内政局变动而滞留日本,在京都乐友会馆召开的支那学会发表演讲,顺应京都学人尤其是狩野直喜的主张,说不能只研究“虏学”,即广民族,必须研究中国本部,幸而京都有这方面的优秀学者,自己十分佩服,希望在场的学生多向狩野直喜等人请教。[20]由此看来,虏学有二义:其一,和西学相似,东方学是西人研究其心目中的东方的学问,是西学的重要有点儿,而东方并不实有此种统一的学问。中国、日本、印度、波斯、中亚的学术文化分别甚大。其二,与中国相关的东方学研究的重心在于四裔,如西域、南海以及满蒙回藏鲜等。

                   从时间上看,目前所见资料显示胡适使用虏学的概念早于傅斯年,然而胡适有此认得,应是访欧时与傅斯年多次长谈的后果,而且傅斯年靠不住胡适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傅斯年的看法,当与陈寅恪有关。后世所学,正是西人东方学的长技,而且实际水准已经进入先进行列。傅斯年留欧前后,学术观念和取向出现明显变化,而变化的成因,除了直接接触欧洲学术,陈寅恪的靠不住应在重要之列。傅斯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期间时常相聚详谈,使得傅斯年的学术观念在多少重要方面较出国前大异其趣。虽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陈寅恪直接使用虏学的证据,此一说法很可能来自陈,最少是在傅、陈二人论学之际所鼓出来的一种笑谈。

                   如果此说虽不中亦不远,陈寅恪应是对自己当时治学取向的自嘲。在1920至1930年代的中国,陈寅恪可以说是所有学丹田最有条件和能力依照欧洲东方学之正统治“虏学”的有数之人。陈寅恪回国后,在清华研究院国学所充任的指导学科是:释典译本比较研究、东土语语学、西人之东方学;而普通演讲课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1926年陈寅恪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该门提出的研究题目四项,由本科三年级之上学生选修,四题为:一、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吐蕃古文);二、鸠摩罗什之研究(龟兹古语);三、中国古代水文星历诸问题之研究;四、搜集满洲文学史材料。[21]从课程科目所设标题可见,陈寅恪清楚地知道所谓东方学乃西人的学问。

                   毋庸讳言,陈寅恪所掌握的多种古今中外言语文字以及比较言语学的研究方法,在禹内的确为不二人选,可是放在这方面学术传统深切的欧洲,就未必算得上出类拔萃。所以陈寅恪并谬误跟着西人之东方学的轨则亦步亦趋,而是扬长避短,在中西之间寻求主攻方向,所采择的史、佛教以及蒙古满洲回书记,既能发挥其汉文大藏经熟悉的优势,又能利用西人东方学的长处,而为中外学人力所不及。[22]同样注意到上述问题的日本学人,虽然致力于相关研究,直到1930至1940年代,在陈寅恪看来,仍然水准有限。[23]

                   正因为有了陈寅恪这么精于西人东方学的高手,算不上擅长东方学的傅斯年才敢于喊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标语。中研院史言语研究所1928年10月成立于广州,陈寅恪即被聘请为研究员。其分属史言语研究所第一组的研究标准是: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的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第一项分别由傅斯年、丁山、容庚、徐中舒负责,第二项由陈垣负责,而陈寅恪负责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军事、典制搜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24]则此时陈寅恪的研究仍然偏重倚靠异族域外言语的民族文化关系一面。

                   不过,“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固然是傅斯年的向往期望,更是他排斥一般国学家的托词。但在与东西两洋学术争胜方面,傅斯年的实际做法与公开声明之间存在明显反差。他不像陈垣等人真心希望将汉学的中心争回到中国,因为他知道国际汉学属东方学的系统,并非中国人所长,所以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人研治纯中国问题的“全汉”情有独钟,可是宣传上要顺应甚至凭借清季尤其是五四以来西风压倒东风的时势,竖起中国的“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的大旗,并掌控最终解释的话语权,使得那些不知何谓“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的学人望而却步或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1934年,傅斯年在确认西洋人治中外关系史等“半汉”的问题上有“大重要性”的同时,觉得“全汉”的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批评“西洋人作中国考古学,犹之乎他们作中国史学之一般,总是多注重在外缘的关系,每忽略于内层的纲领”[25]。这实际上等于说西人的东方学对于研究中国问题还是等而下之,顶多只是偏师而已,算不上正军。

                   傅斯年关于“半汉”与“全汉”的分别及取舍,早在他大张旗鼓地高调打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旗号之际,就已经形成并且暗暗操作。1929年,傅斯年即提议陈寅恪领军研究“比较纯中国学问”的“新宋史”,以免治魏晋隋唐蒙元史“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的麻烦。[26]照此看来,傅斯年在以声明的形式断绝那些并不了解“东方学正统”的国学家趋时的念头并将他们统统打入另册后,其与欧洲东方学角胜的取径,并非如顾颉刚所揣测,是“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27]。一旦成功地对国学家“标新”,他对西人的东方学也要“立异”了。而立异的本钱,却是“比较纯”的“中国学问”。所以,“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所谓“正统”,还是华洋有别,而非将中心从欧洲夺回中国的空间地理位置转移而已。对于国人,强调“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即其西学的一面;对于西人,却是主张不与洋人拖泥带水的具有内层纲领性的“全汉”。

                   傅斯年等人研治新宋史的计划,发端甚早,在此之前,国内只有刘咸炘、蒙文通等个别学人议论过重修宋史之事。[28]虽然刘咸炘1926年写过《宋史学论》等文,专论宋代史学,但是并未认真盘算过重修宋史以及如何付诸实施。如果照傅斯年与陈寅恪所议办,以中研院史言语研究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以及陈寅恪超卓不凡的见闻功力,所获必多,不敢说独步天下,能与之抗衡甚至得为同道者也是屈指可数。即使刘咸炘等同时实施相同计划,照傅斯年的观念,因为并非留学生身家,仍在“无能为役”之列。

                   然而,不无蹊跷的是,此事似乎并无下文,最少不见具体实行的蛛丝马迹。据1930兹《中研院过去干活儿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研究员陈寅恪的研究干活儿为:“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军事、典制收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29]该书记原载《中央周报》第83、84期合刊,为新年增刊,于1930年1月1日出版。其制定应在1929年下半年。盘算到傅斯年与陈寅恪通信讨论着手研治新宋史的时间,则很有可能是制定该项书记时需要确定陈的研究计划。陈寅恪虽然对修宋史示意“如许兴趣”,最终并未同意作为其近期研究干活儿的重点。

                   陈寅恪何以搁置此事,未见直接证据。根据相关史事,可能性甚多,与西人的东方学相关者,如对于偏重倚靠异族域外言语的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仍然不忍放弃,尤其是佛教以及夹杂些外国东西的唐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宋代是否比较纯的中国学问,可以不与外国人拖泥带水,陈、傅二人存在罕有的惨重分歧。例如陈寅恪认为,唐宋诸儒是先受到佛教道教性理之说的靠不住,再上探先秦两汉的儒学,以外书比附内典,变儒家为禅学,构建新儒学,然后避名居实,取珠还椟,并据以辟佛。傅斯年适相反对,认为唐宋诸儒是受汉儒之性情二元说的靠不住,鉴于时代风气人伦道丧,先从古儒学中认出心学单向,形成理学,以抵御佛教,因而与禅无关,于儒有本。为此,两人著文暗暗争执十余年,最终依然各执书生之见。[30]两人的理念相差甚远,当时傅斯年或许一无所知,陈寅恪却心知肚明,自然不愿自找麻烦。

                   一直到1940年代,陈寅恪仍然稳坐中国的东方学祭酒的位置,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威地位。可是,形势比人强,陈寅恪所讲西人之东方学,在欧洲本来就是极小众研治的绝学,因为必须掌握多种古今言语,经过比较言语学和比较文献学的长期训练,又要各种文献的大量积累,当时中国很少有人能够承接接续,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高才生如姜亮夫等也不能理解。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1928兹改讲梵文文法和唯识二十论校读),前者“先就释典一部讲起,又拟得便兼述西人治希腊、拉丁文之方法途径,以为中国人治古学之比较参证”[31]。学生的普遍感觉是听不懂。姜亮夫回忆道:

                   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汉语言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

                   陈的梵文课以《金刚经》为讲义,用十几种言语比较分析中文本翻译的正误。学生们问题成堆,但要发问,几乎每个字都要问。要不囊括课后借助参考书,最多也只能听懂三分之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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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1-0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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