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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脊梁”: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2012-09-29 20:22 来源:新京报 作者:逍遥游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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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后的梁漱溟》 作者:汪东林 本子: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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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从他的一生来看,有几个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23岁,当年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其到北京大学任教。且当时有传闻,之前梁欲考北大而不得;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一清早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白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期间最为著名的话语;其三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通国政协通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领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于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因为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

                  纵观梁漱溟一生,无时无刻谬误丰富多彩,之所以在篇开头选取三个横断面,是因为这三个横断面分别代表了梁漱溟一生中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三十一岁(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发展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是当时北大著名的教授,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人;第二段从三十二岁(1925年)到六十岁(1953年),在这一段生涯中,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通国各地,开始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到组建民主同盟,再到被毛泽东邀请加入新内阁却拒绝之,最后则是因为“九天九地”说开始“靠边站”的生涯。在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兼政活动家。第三段则是“靠边站”之后,开始写作《人生与人心》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复归为文化人的生涯。

                  《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就是集中叙述梁漱溟先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作者汪东林从上个世纪60年代在通国通国政协干活儿,有机会亲炙梁先生身前,因此了解了许多内幕,因为还没有来的及系统阅读梁漱溟先生的全集,因此不便说这本书的资料有多少是新的,多少是旧的。本文也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只想就笔者对梁漱溟先生的思量,结合阅读的过程和盘托出,以不吝指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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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说到梁漱溟先生,一边的说法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分子”,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在此不说;另一边,则是把梁先生说成文化人的标杆,文化人的骨气仿佛凝于梁先生一身,士林对梁先生“一代直声”的赞誉,当证明我的看法大致不差。我对梁先生的敬仰之心,不比时贤差到哪里,但是对于后世,却有一点自己的认得。

                 梁先生有没有骨气?答案当然毫无疑问。梁先生是谬误文化人?在一般人看来,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以我一颗愚钝的心想来,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商榷。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文化人阶层,笼统的说法叫“先生”,学界称之为“士大夫”。晚清以降,在西方的靠不住下,才催生出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人。但是对于这一概念,争论从来就没有断过。我则倾向于把文化人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并且建构知识的人。这么的定义虽然狭窄,但是界定起来却比较明晰,讨论起来比较简易。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谬误个文化人,最少谬误单纯的文化人。对此,梁先生自己其实早有体认,《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曾经提起,在梁先生的最后岁月里,“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那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文化人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量,表里如一而已。”按说说,梁先生没有否认自己是文化人,后来者不该强做解人,其实不然,仔细体味梁先生的话,说自己是“文化人”是一种“不自觉”,而“问题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种“自觉”的采择。更何况,这是在梁先生晚年复归文化人态之后的自我体认,若是再早些年,梁先生疾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指点江山之时,又或者是梁先生冒犯龙颜,发出“九天九地”之狮子吼之时,梁先生心中,可曾想过自己的自我定位?如果想过,我想单纯的一个文化人,是无法囊括梁先生的,要不的话,梁先生也就不用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

                  再说一点题外话,历来被士林推重的藐视权贵或者有骨气的民国“文化人”,比如说王闿运、比如说章太炎,都是敢骂袁世凯的主,在我看来,这都不能算是单纯的“文化人”,王闿运见了袁世凯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主儿,这么的政资历,谁比得?章太炎是大学问家不假,可是他再有个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变革党,袁世凯见了,是要忌惮三分的,所以“邹容吾小弟”死于狱中,章太炎平安无事,这么的政资历,谁比得?学者谢泳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就是现代教的根基,是在一帮传统士子的手中完竣的,比如说蔡元培,蔡元培大家都比较熟悉:晚清翰林,老牌变革党,资历深切,在教这个领域内,简直是牛刀小试,当时的政界大佬们,谁不给个面子?要说那些人是文化人,谬误不可以,但是要说那些人的骨气和成就是文化人的荣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对于梁先生,我也做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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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在三联再版,我写了一篇关于冯先生的篇,把冯先生与梁先生做了一个比较,比较之下,才发现史如此意味深长。在此,也想就梁先生“九天九地”之形状再做几个比较。

                  梁先生在因“九天九地”的发言而“靠边站”这一史事件中的展现和遭遇,让我最容易思悟的是张申府先生。人们常说性情即命运,若是拿这话来对应梁漱溟和张申府这对老朋友,则谬误那么准确。张申府的性情与梁漱溟有多少相似之处,最少就倔强这一点来说没有问题,用张申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宁折不弯”的。两个人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都是在毛泽东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期认得的毛泽东,张申府当时正好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1948年,张申府在《观测》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时局已经明朗的局势下呼吁和平。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申府之后遭遇与这片篇关系甚大。不过,就是在这之后的1949年初,梁漱溟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敬告共产党》和《敬告国民党》两篇篇,似乎,梁漱溟没有因为这两篇篇遭受什么“特殊待遇”。从一些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与他的这位顶头上司相处得并谬误那融洽。卑之无甚高论,最少我觉得,这么的比较,是看到梁漱溟和张申府相同性情不同遭遇的一个角度。

                  过去有位朋友跟我说:你写篇不要总是罗列史实,你要说出你的观点。我说,史如此摇曳多姿,一不小心就会掉入观点的泥淖。看看历来被士林传颂的梁漱溟先生的“骨气”,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相同性情不同境遇的张申府,你得确认,梁先生这么的骨气,背后是需要底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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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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