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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北岛访谈

                2012-09-29 23:57 来源: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 作者:翟頔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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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岛像

                    2002年11月的波士顿少雨,北岛来的那两天,却一直下雨。第一天,他带把黑色沁伞,提个透亮塑料袋,里面装了要送我的两本诗集。第二天正式采访,他提个黑色帆布包。
                  
                  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的谈话从上午11:30到午后4:30,过程如下:哈佛广场,先在一家印度餐厅,北岛喝了两杯咖啡茶,我抽烟、喝白开水,直到两盘磁带用完、烟抽光;再到中国饭馆吃午餐,那里的麻婆豆腐半温不热,我想给退了,最少得热热,被北岛拦住;再胡乱选一间酒吧,开始喝红酒,他点了Merlot,很好。5点,北岛和他的诗歌编辑去看电影,我觉得筋疲力尽,坐地铁还家的路上睡着了。
                  
                  然后是艰苦地整理录音。好多次,我关掉录音机,躲得远远的,不想再碰那些郁闷的谈话,不想再听北岛缓慢、安静、平和的声音,不想再听他回忆和女儿的分离、北欧的长夜寒冬,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默和沉默背后酒吧里乱杂的英语和音乐。快进快进,我使劲按住录音机。可是,除了问那些伤感而不切实际的问题以外,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话题。一个疼爱诗歌的中国记者,一个中国最有名的词人,在远离汉语的某个地域没完没了地生活着,然后遇见,并相信诗是不能谈的,那么,除了彼此倦,还能怎样?
                  
                  录音机里,北岛顺和地、强打精神地问:再有多少问题呀?说了这么久!我抱怨:谁让你说话那么慢!当我说:“我的问题完了。”他马上如释重负地接嘴:“可以谈点轻松的了,这简直是互相折磨。”
                  
                  北岛应该是个有趣的人,读他的篇我常常笑出声,可这篇温吞的访谈作出来却没让他出彩。我想,主要是怪我的问题无趣,其次,他虽有魅力的嗓音,但确实不太会表达自己。也许如他所说“现在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历程”,也许现实生活中的北岛就是这么的平和内敛。
                  
                  ·诗歌正成为一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
                  
                  记者:不久前,你博得阿格那国际诗歌奖(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也是你的诗歌第一次翻译成阿拉伯语,据我所知,中国诗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很少,请谈一下这个奖的情形。
                  
                  北岛:这个奖是由摩洛哥诗歌之家,即卡萨布兰卡国际诗歌节的组织者颁发的。诗歌节从96年开始办,每两年一次。今年是他们首次设奖,之后随诗歌节一起,每两年颁发一次。Argana是一种只在摩洛哥才有的树,乍看像橄榄树。
                  
                  记者:他们为什么选中你?
                  
                  北岛:我也不知道。按授奖词的说法是颁给其独创性得到国际公认的词人。我想一个诗歌奖除了是对词人创作的肯定外,主要是强调诗歌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如果词人只是得点卯得点钱,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诗歌可以传递另一种信息。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变革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变革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有悖于,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
                  
                  记者:你得了不少国际奖,怎么看待那些奖?
                  
                  北岛:首先,作家不会因为得奖不高兴,这当然是种荣誉。但荣誉也可能是个圈套,自己可别往里钻。写作不因为得奖而变得重要,也不因为不得奖而变得不重要。
                  
                  记者:也囊括安培奖?因为你曾是中国呼声最高的候选者。
                  
                  北岛:对。安培奖只不过是18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气大些,它只代表18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安培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的推崇,最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茸雒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记者:你在摩洛哥的受奖发言中提起,“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我对这句话记忆深刻。
                  
                  北岛:从50年代末迄今,美国大批词人进入大学教写作,词人的地位产生了变化,生活有了维护,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想象力变得贫乏惨白。对于学生来说,写作本来需要原始冲动,是反对权威的,现在他们得紧尾随教授才行,写诗变成了个生产过程,好像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词人也是可以被制造的。由于这种误导,产生了众多平庸的词人,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现在美国诗歌主流叫做叙事性诗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谬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
                  
                  记者:你不喜欢关注生活细节、来自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对吗?
                  
                  北岛:不稳定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
                  
                    现在国内的一些词人也在写类似的“叙事性诗歌”,那些词人里囊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现在的所谓“四代”。
                  
                    中国的诗歌现状和美国的还是不太一样。一边,中国诗歌的这种倾向,多少也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转型有关;另一边,也应看到“靠不住的焦虑”,即第三代诗歌要避开“今天派”的靠不住,另寻出路。美国诗歌专业化后,有点像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的作协,对创作没好处。虽然美国诗歌中有不同声音,比如“垮掉一代”、“黑山派”和“纽约诗派”,但其主流诗歌是非常保守的。
                  
                  记者:评价一下第三代词人。
                  
                  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词人。不像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那么,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再有,作为文化变革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这代人的史负担。他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成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在美国大学用那些诗作讲义。
                  
                  记者: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第三代们关于文化人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词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后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文化人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8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写诗,词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确认自己是词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文化人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变动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词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词人放弃写作。这是中汉语言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记者:怎么评价国内的诗歌现状?
                  
                  北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总的记忆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压力有关。所谓低潮高潮必须有参照系。我的参照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很多大师。那时的战争、分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水的艺术。自50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水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景气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投其所好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
                  
                  那像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那些喜欢读诗、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谬误很想不开?
                  
                    你可以往后看,读上个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阅读没有季节性。我就从来不鼓励我的学生读美国当代诗歌,离他们的现实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复辙。
                  
                  记者: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词人?
                  
                  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那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

                 ·言语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靠不住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70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摇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那春天我开始写诗。之前都写旧体诗。
                  
                  记者:“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奔头儿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起过。
                  
                  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直至当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6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活动的奠基人。
                  
                  记者: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姿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节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的写作和变革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言语的暴力倾向。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是从那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靠不住,那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内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靠不住。对于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记者:你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言语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群的间隔在拉大。
                  
                  记者:介不介意这种间隔?
                  
                  北岛:不介意。
                  
                  记者:在心里有没有秘密读者群?
                  
                  北岛:有。诗一直都是写给秘密读者群的,这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想像出的某个人。
                  
                  记者: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反复。
                  
                  记者: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条件,对写作有靠不住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靠不住。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词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言语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中篇小说《波动》是74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74年,改了三稿,79年定稿,81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
                  
                  记者:为什么没继续写小说?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70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记者:之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词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记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记者:我读了你的散记集《蓝房子》和《中宵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幽默。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记听起来有点抒情,而你的篇不抒情,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记?
                  
                  北岛:最初是偶尔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记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言语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安静
                  
                  记者: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4年里,换了7个国家,搬迁15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那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谬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安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经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得生活,认得自己。
                  
                  记者:有没有绝望的时节?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来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记者:这种态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天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记者:各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唯一不能丢的行李。
                  
                  记者:你交游很广,结识了许多词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
                  
                  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先是串门,在北京弄堂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域。从85年起变成了世界范畴的游历,认得了各种各样的词人和作家。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那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言语文化都拉开了间隔,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就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金沙娱乐场注册送99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间隔正好,足够他观测国内的一切,又不用介入国内的纠纷。他经常在西班牙的白报纸上谈国际政和社会问题。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比如巴以冲突,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巴勒斯坦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水。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文化人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史有关。那是个禁区。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就受到很大的压力。

                 记者:相对而言,你觉得哪里最适合词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词人生存。如果不谈词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么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用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词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但问题是,诗歌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记者:好像你对当教授不太感兴趣,那你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我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上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现在当老师,嘴又笨,不适合,但总比刷碗强。
                  
                  记者:现在你在威斯康辛州的Beloit College当驻校词人,都干些什么?
                  
                  北岛:我每年在Beloit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学生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后来我渴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记者:这个干活儿可以让你摆脱生活压力吗?
                  
                  北岛:像我这么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财经不好,教职不安生。我曾做过很多干活儿,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协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干活儿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属自己。
                  
                  记者:这么你有大把时间参加各大学的诗歌朗诵会,我对这么的朗诵会很好奇。
                  
                  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产线。大学的词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我也是受益人,常被请去朗诵。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你在其中,但不用信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同时又不在其中,间隔使你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
                  
                  记者: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
                  
                  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词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
                  
                  记者:听众的反应怎样?
                  
                  北岛:各地不一样。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而美国注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有时节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指引。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
                  
                  记者: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情愫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稳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写作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记者:之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记者: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波动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靠不住很大。我撤离她时她只有4岁,10岁来美和我团聚,15岁又回到北京,17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情愫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委实受不了。
                  
                  记者: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节会背一两首,长大后就不读了。
                  
                  记者: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词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记者: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歇晌,午后去健身房上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
                  
                  记者: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逼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干活儿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记者:什么时节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节,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先生一样。
                  
                  记者: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记者: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76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情愫非常深,她那时才23岁,我27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记者: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起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它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我出生长大的地域。13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记者: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安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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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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